今天，能与大家坐在一起，深切缅怀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我的心情十分激动。作为曾在深圳特区工作过的亲历者，能够有幸亲耳聆听伟人教诲，对我来说弥足珍贵、终生难忘！在这里我想谈这么几点：

一、小平同志在创建经济特区中的胆略与气度。

创办经济特区决策的形成，是中央与广东有效互动的结果。其中，小平同志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尤其是在“特区”这一叫法上，就是小平同志提出并拍板决定的。小平同志当时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事实证明，小平同志力主叫“特区”这一决定是非常有远见的，因为“特区”的定位比“出口加工区”、“贸易合作区”等要高得多，内涵也要丰富得多，它赋予的综合改革、探索试验的使命是“出口加工区”等所不具备的。

可以说，办特区是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相连的。李光耀就曾经对我说过，他说他非常重视深圳这个地方，因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试验田。深圳的试验如果成功了，就说明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子是走得通的。

二、小平同志在经济特区遇到困难时对经济特区的坚决支持。

经济特区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深圳经济特区从建立开始到1992年，其间对特区的非议、反对声音一直不断。经济特区建设刚刚起步时，遇上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重大调整，就出现各种议论，说“广东搞特区，内地成灾区”，有人甚至把办经济特区比做搞租界。当时沿海某些地方还出现了走私活动，一些人便把走私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于对外开放，要求停办经济特区。到了1985年，香港某报刊更是以“深圳特区真面目——假大空”为标题，连续发表针对深圳的“十二评”，全盘否定深圳。而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有些人便认为改革开放犯了方向性错误，说“资本主义从南方一个城市在向北方蔓延”。

在特区发展遇到困难的关键时刻，小平同志一次又一次站出来，旗帜鲜明地维护了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在1984年第一次视察深圳时，就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给予特区坚定的支持。如果没有小平同志当年的坚持，经济特区也许早就收摊了，就不会有后面的实践和今天的成就了。

三、小平同志对经济特区的殷切期望和鼓励。

小平同志时刻关注着特区的每一步发展。1986年前，对办经济特区能否成功，他认为还有待实践检验，跟外宾谈话都是讲，深圳这个地方你们值得一看，它成功不成功，还在试验。后来，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改革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小平同志对办好特区经济信心更足了。1987年后，他向很多外宾讲，这个地方是成功的，你们去看一看就知道了。如1987年5月他就邀请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专程到深圳看看，了解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情况。

1992年，我们还没来得及邀请，小平同志自己主动提出要到深圳看看，给了我们一个惊喜。作为当时的市委书记，我有幸全程陪同小平同志。他对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和建设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我没有想到你们发展得这么快”、“特区姓‘社’不姓‘资’”、“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他还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为我们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和清晰的思路。

根据小平同志在视察时对我们所作出的各项指示，并结合深圳经济特区所遇到的具体问题，我们深圳市委当面向小平同志汇报了下一阶段的重点工作设想，得到了小平同志的赞同与肯定。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就某几项改革措施得到小平同志的亲自批示，意义十分重大。我们当时汇报的几项改革措施包括：进一步放开一线、管好二线；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发展金融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撤县建区，推进特区内外农村城市化；还有就是加强特区法制建设。听完我的汇报，小平同志非常干脆，立即表态说，“你们的这些计划我都赞同，要大胆去干。要不断总结经验，避免犯大的错误”。正是由于得到了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指示，我们才更加大胆地去探索这些新的改革领域，并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经济结构转型，特区发展也迈上了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