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翼城县，一项由国家推行的“二胎”试点已经施行了27年，与之所对应的，却是人口下降，以及出生性别比更趋于均衡的现实。

日前，记者在翼城调查发现，在实行二胎试点后，翼城各个时期人口指标皆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由于时代和观念的转变，“人口特区”翼城试验，或许更是个不具备可复制性的孤本。

翼城往事

“我真的很想再要一个孩子，但是不敢啊。我们单位的规定是，只要有二胎就开除。”35岁的山西省翼城县干部王文强（化名）无奈地对记者说。他的女儿刚上四年级。

王文强有三个姐姐，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他原本是农村户口，后来经过各方努力进了城。这个选择在王文强看来有得有失。得的是终于离开了农村，不再与黄土地打交道；失的是他本可以合规地要两个孩子，现在却只能是一个。

所谓合规地要两个孩子，是指翼城县自1985年开始实施的二胎试点政策，也就是农村居民在符合晚婚、晚育和生育间隔的条件下，可以生二胎。对这个政策，王文强不太清楚，只是听说有，具体内容说不上来。

这并不奇怪，翼城二胎政策在试点进行20多年之后，其试点细节才陆续出现在媒体报章上。

事实上，在当时“一胎化”政策已在全国实行背景下，这个与政府主管部门主张不同的试点能够真正落地开展，可以说离不开一连串的偶然契合。

1984年春节，时任山西省委党校理论教员的梁中堂，在一种焦虑与急迫的复杂心情下写就了一份报告，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呈给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这份报告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二胎的办法，完全可以在2000年把中国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的水平，“一胎化”政策可以放弃。

在当时全国各地已经开始较为严厉的生育政策的背景下，这样一个报告显得有点标新立异。尽管如此，据梁中堂回忆，由于当时高层领导曾经提出过允许农民生两个孩子，这篇报告的主张虽与现行政策相悖，却仍被批转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下称“国家计生委”）。

由于时代和观念的转变，“人口特区”翼城试验，或许更是个不具备可复制性的孤本。

在国家计生委批转并不能意味着成功，但另一位关键人物出现了。这就是当时在国家计生委政策研究处工作的张晓彤，他也是时任卫生部部长崔月犁的儿子。张晓彤刚从内蒙古自治区插队回城不久，对中国农村的情况很熟悉，认为“一胎化”在农村很难行得通。

看到梁中堂的报告，张晓彤很高兴。他与中国人口情报中心的马瀛通合作，在重新计算的基础上，给国务院写了题为《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的研究报告。

他们在报告中建议：“我们认为，梁中堂同志在给胡耀邦同志的信中，提出的晚育加间隔的办法是可行的。”1985年初夏，翼城人口特区正式开始启动。

“这是一个由下面提交中央，从国家管理体制以外强行挤进来的实验，如果不是同时具备了高层领导关注、中央机关有人积极运作和地方的有利环境等条件，是不可能发生的。”梁中堂说。

试点前后

1985年春天，翼城县计生委主任安斗生正在为摆在眼前的老大难问题发愁。为了完成上面给县里定的计划生育任务，他软硬兼施，能想到的办法都想了，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感到压力大的不只是安斗生。当时的翼城县委副书记杨俊莲，分管包括计划生育在内的13项工作。她告诉记者，自己60%到70%的精力都放在计划生育上。而且不光是她，下边各级干部也是如此。

“要不怎么说计划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难呢。当时为了这项工作，真是想尽一切办法。”杨俊莲说。

4月底，杨柳早已发绿、桃花儿快开败的时候，安斗生见到了梁中堂，梁中堂来到翼城启动二胎试点。

根据梁中堂拟定的方案，凡是翼城县的农民，只要22周岁结婚，23岁生第一胎，间隔六年之后就可以生第二胎。不出梁中堂等人的意料，翼城县从各级干部到农民对这个方案都表示了热情的欢迎。

政策实行后，唐兴镇南寿城村计生干部高玉兰最先感受到村民的变化。在此之前，这位计生基层干部没少受委屈。

原本是关系不错的邻居，因为计划生育，高玉兰走在村里，常常得到的是痛恨的目光。村里有个风俗，谁家生了孩子就炸些油圈送给四邻八舍分享。一次有家生了孩子，邻居嬉笑，“要不要给高主任送点油圈？”那人不屑地说，“我扔了给狗吃也不给她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