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政治学角度还是传播学角度，基层农村媒介都具有十分特殊的属性。一方面，我国实行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基层农村的功能、结构等都不同于其他城市单位，在信息流通上必然存在自身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基层农村既是基于人组成的具有特定共同目标或共同归属感的社会共同体，又是基于小范围空间形成的地理共同体，兼具社会特点和地理特点的双重属性，因此我们可以把村落看成是某种程度上的社区。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基层农村媒介可以看做是某种程度上的基层社区媒介，二者在传播方式上并无太大区别，而探寻社区媒介的规律实际上是在探寻基于社区空间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关于特区城市前身的农村媒介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媒介和社区媒介上。罗自文在《新型“村落”的崛起：媒介社区的内涵与本质》一文中对于“媒介社区”这一概念做了比较系统的阐释，他认为现实中先有社区，后形成媒介，后者为前者提供信息流通渠道，且后者也是前者“凝聚人的感情的纽带”。我们亦可从该媒介社区的角度出发，对社区媒介做出比较准确的界定。媒体理论家基特勒认为应该从本体层面考虑媒介的问题，即城市本身就是媒介的一种。从现实角度来看，社区本身可以看作是城市的一部分，因此基特勒的理论同样可以应用于社区媒介。这两种理论都对比了虚拟社区与现实社区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从空间范围上理解村落社区媒介的定义。

1 基层社区的受众结构分析

笔者通过对小王营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受众结构对于媒介的使用情况有很大影响。

村落基层媒介的受众结构主要有以下几种特征。

首先，人口老龄化和空心化严重。基层农村社区大部分留守人口属于中老年人，青壮年人口匮乏，调查样本的平均年龄为47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基层农村社区的发展水平相较于城市社区处于劣势地位，不能够满足青年人和部分中年人对于收入的需求，这种现状倒逼红利人口从基层农村社区流入到大中型城市，造成本地社区人口空心化。由于人才流出导致的经济乏力又进一步使得人才流出，形成恶性循环。雄安新区设立以后，受中央政策影响，该地红利人口开始缓慢回流，本地返乡人口和外地涌入人口的数量逐渐呈现出上升趋势，在未来城市发展过程中人口结构会如何变化，对于未来特区城市建设和发展有什么影响，仍需在时间维度上作进一步观察。

由于本地人口大部分是老年人，通过调查发现，老年人的媒介使用状况比较稳定，主要集中在电视、广播以及以农村休闲娱乐中心为主的人际传播这三种方式上。在调查样本中，使用电视媒介的样本占总比的96%，使用广播媒介的样本占总比的77%，使用社区休闲中心媒介的样本占总比的49%，由于本地缺乏图书馆、阅读中心等公共图书资源，因此书籍报刊等纸质媒体不在统计样本之内。在这三种样本中，电视和广播等大众媒介涉及到本地社区的信息总量为0，即村民如果想要获取本地社区信息只能通过自媒介或人际传播这两种方式。

其次，受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基层农村社区中受众的教育水平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且该地教育水平与年龄分布总体上呈负相关关系，受社会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影响，大部分老龄化人口为小学文化水平；青年人的教育水平相对于老年人有根本性提升，然而与我国平均教育水平相比仍然偏低，本科生和研究生学历占比较少，本科以下学历占比较多。上文的调查结果显示，基层农村留守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受社会发展影响，教育水平与年龄分布呈负相关关系，这导致本地的教育水平不高，受众对于新兴媒介的接受能力远远跟不上社会发展需求。在老龄化人口中，能够使用以微信为主的智能手机软件的人数不多，获取社区外部信息的媒介主要是没有任何门槛的大众媒介如电视和广播，获取社区本地信息的媒介主要是村广播、公告栏和以休闲娱乐中心为主的人际传播。

2 基层社区的媒介使用状况

由于中国基层行政单位的特殊性，一方面，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主流媒介已经得到广泛普及，关于整个社会的热点信息能够迅速传达到受众端，从而引起社区的广泛讨论；另一方面，由于基层行政单位不允许设置大众媒介，报纸、广播、电视台等大众传媒允许设立的最低行政单位是乡镇级，虽然能够覆盖基层农村社区，然而却缺乏针对性和本土性，且节目制作水平不高，受众寥寥。这样一来，关于村落社区本身的信息就不能够有效传达。笔者采用问卷调查法，在雄安新区小王营村内随机抽取了100名村民作为媒介使用情况的调查样本，根据样本研究，有如下结果。